“那以后就可以写在简历上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“是呢。”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也用笑容回答。在她看来，这是把话语变成玩笑的最简单的方式。
卫澜没有再作出回应。他注意到另一件事，拿起纸巾，探身过来，伸出手，在她唇边沾了一下。他的动作十分轻柔，感觉像露水与花瓣的短暂亲吻。
“有番茄酱。”
“谢谢。”
她没有本能地后退躲避。他顿了顿，话题又转回到冬季音乐节，问符黎是否有值得推荐的好歌。是啊，她想，有很多，尤其是送我回家的那位音乐人的作品，甚至我的学生也参与了一部分。可这些好像都不重要。她仍旧好奇，像一团棉花堵在心里，想要去确认某些东西，以便厘清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。也许她必须发出信号，例如，假装在音乐节上听见了某个颇负盛名的曲子。
“你知道‘菠萝超开心’乐队吗？他们有首歌叫《彩虹的世界》。”
“挺有名的，”卫澜说，“是为少数群T发声的代表作吧。”
符黎悄悄皱了皱眉。这听上去有点奇怪，因为他的语气好像过于冷静，几乎到了置身事外的程度。
突然，一阵铃声打断了对话，吓了她一跳。手机和网络普及后，大多数人家都取消了固定电话的安装，而出租屋里自然也不可能拥有座机号码。她倍感惊讶：那种古旧的、似乎缠绕着朽木气味的老式机械铃，她已经很久没听过了。
“抱歉，我去接个电话。”
卫澜放下手中的碳酸饮料，起身去往卧室。她边吃薯条边看电视，假扮一位坐在快餐店里等待小伙伴来赴约的中学生。二十分钟过去，直至娱乐节目播到下集预告，他才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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